說故事
說故事向來不是我的專長。我卻總欣賞那些能言善道的人,故事說得有如身在其中。
近來我發覺到,在軟體開發領域裏,說故事的能力是決定成敗的主要因素之一。在
小說軟體裡,我有提到這個想法。目前,我沒有實例來証明這個概念,但我相信假於時日,這一天會到來,不論是從我或他人。但是,腦袋裡總是問著更底層的問題:為什麼說故事?答案或許在 Annette Simmons 著作的
The Story Factor: Inspiration, Influence, and Persuasion through the Art of Storytelling(台灣譯本:《
說故事的力量》,譯者是陳智文。)《說故事的力量》封面的引言:「 創造以及訴說故事的能力,是 21 世紀企業所能擁有的最重要技能。」,可說是創新的言辭。以下是部分的內容:
在個人說故事的的平台上,群眾要的不是更多隨手可及的資訊,而是對說故事者的表現,目標,和訴說的故事的信任。「故事是創造信心的途徑。」當聽眾把你訴說的故事視為自己的故事時,也就是信念被激發的時候。
作者提出六種最有可能發揮影響力的故事基礎型式:「我是誰」、「我為什麼在這裡」、「願景」、「教誨」、「現行價值」和「我知道你在想什麼」。
作者認為,信賴產生之前的條件是取決於訴說故事的能否通過「我是誰」和「我為什麼在這裡」故事型式。故事的影響力在於:故事提供自由的空間讓聽者自己決定說故事者的可信度。「故事是一種招攬的策略」,而賄賂或群眾魅力等,都屬於強迫行銷策略,是無法如故事那樣激發出真正的影響力。
以下簡潔的敘述那六種故事型式:
我是誰:作者強調用「表現」,而不是用「告訴」的方式來說這的故事。這是一種態度、理念、思想的傳達。內容不只是限制於個人的故事,可以引用時事、歷史、小說等。
我為什麼在這裡:盡管目標是自私的,如果是善意和合理的,只要坦白的道出,聽者不會介意。
願景:你可以為對方帶來什麼?這是「願景」所要傳達的訊息。因為內容是長遠的觀點,關鍵在於真誠的訴說。也就是說,「願景需要勇氣。」
教誨:這裡,教誨原則上是針對處理事物的方式而不是處理什麼事物。所以,教誨帶給聽者不單純是新的能力,更是思考與應用的方式。這樣的傳承方式才是有意義的,因為它有可能延伸出更多的創新。
現行價值:傳達的訊息的價值,透過故事可以使價值生活化。換句話說,個人的見證故事是最有效果的方式。
我知道你在想什麼:不是用直接的方法,是用影射來跟那些反對派或是那些先入為主的人說:「我知道你在想什麼。」
請看完整的章節:
Chapter 1. The Six Stories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Tell 與
Forward。其它的章節詳細的實踐說故事的能力。有一點我要特別強調的是:說故事的對象不是僅限制於演說群眾,很常時候要說服的對象只有一個。
我還沒把《說故事的力量》讀完,但對於作者這具有洞察力和說服力的第一章,我是深深感受。作者提議的六種故事型式,確實映証在一個 1984 的演說裡。
在 1984 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
主旨演說,前紐約州長,Mario Cuomo,充份的應用說故事能力來傳達民主黨未來的走向和對選民的訊息。這故事的前身是狄更斯( Charles Dickens )的歷史文學巨著,
A Tale Of Two Cities,關於巴黎與倫敦這兩個敵對城市在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故事。這主旨演說也取了同一個標題。這段出色感人的演說更奠定了 Cuomo 在黨內的地位,也使他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。
針對當時的雷根總統不理解部分國民對於為了自己、家庭、末來而產生的恐慌,「這是一個國家,總統先生。」Cuomo 呼籲:「總統先生,你應該知道這國家比較像『兩個城市的故事』多過於『小丘上的發光城市』(Shining City on a Hill )。」
Cuomo 把當時的美國的經濟狀況比作兩個城市的分裂:兩個由 Reaganomics 造成的經濟城牆所區分出來的城市,一邊是 supply side (政府角色是有限的)服務的極少數富者在「發光城市」,被關在城外的另一邊佔滿了在經濟上被忽略的中產階級的一群,看著「美國夢」蒸發了。
透過這個雙城故事,Cuomo 帶給了民主黨的信心,也激發了選民對民主黨的信念。故事的力量,在這演說裡,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一個富有深度、哲理、感情的故事, Cuomo 直接的影響了在大會裡,在電視前面的觀眾,包括多年後閱讀這篇演詞的我。
在這個資訊不斷進展的時代裡,人的信念卻往相反的方向倒退。面對這些充滿懷疑的群象,如何能取得認同和產生因信念而帶來的影響力,真誠動人的故事是要素。
在《
姜婆鬥鬼》的結尾裡,張大春表達了故事的價值:「姜婆的故事之所以值錢 __ 人總得相信點兒什麼,才好離開自己的爹娘,離開自己的家,而不覺得冷清又無助。」(
張大春作品集之公寓導遊)
宿夢
昨晚我那狠角色的另一面又再夢中出現了!每次出現都是感受壓力最大的時候,有如自然的生理反應,借於夢來發洩。
畢竟已有一段時間花費在狩獵上。一天複一天的搜尋,遞郵,面試。有時失望,有時驚喜。壓抑和焦慮,一天又一天的累積。失業是一種最有效力的打擊自信心的經濟病菌。失業率仍然是經濟統計學的主要成分,也是政客們在競選時期才重新認識它的存在,拿來利用的武器。
狠角色不是我的本質,打鬥更不是我的專長。我有一場打架是在國小六年級。我記得他的名字叫郭俊方。事情的前因後果已不記得了,我只記得他打了我一拳就跑開了,我不干示弱的在後追。追上的時候,看著他那如我一樣瘦小的背,憑借於那一鼓被打的氣,我也回報了一拳在他的背上。
之前類似這樣的你來我往,在我的印象裡,不是常事。當然囉,我可是有名的乖孩子呢!地上玩玻璃珠,河裡撈小魚,跟女學生玩跳繩,才是我的常態。想想,好像沒有「諸葛四郎和魔鬼黨」什麼的,倒是有「小流氓和羅剎教」,至於功課嘛,總乖乖的做。假如小孩都那麼正常的話,或許就沒有羅大佑的「童年」了。
輕輕的「咚」一聲,那一拳著實的打在他那皮包骨的身上。一種奇怪的感覺湧上心頭,是一種不忍,一種罪惡的感覺。那也是我最後一次的打架經驗。之後我那狠角色的一面只有在夢裡出現。夢裡每次都被追打,而且每次都是在我狠狠的一腳踢出的時候把自己驚醒。你看,夢裡那狠角色的我也只有那麼的一招,而且都沒有落實過。沒想到我的乖孩子形像還保留到現在。
可是昨晚的夢,有點不一樣。應該是說有很大的不一樣。首先,裡面沒有追打的場面,我那狠狠的一腳也沒有派上用場。不,我沒用過任何致命的武器,在夢裡也沒有。這次我還出了多過於一招,而且是輕鬆自如的幾手,機智的應變。這真不能算是小的變化!勝利,一個在夢裡是那麼陌生的結果,卻在昨晚發生了。另外一個離奇的變化是,我竟然有了個夥伴!這夥伴才是個名符其實的狠角色,拳打腳踢的,招招又快又狠。這夥伴還是個女性呢!
不曉得這來自於壓力過重的反應,重復了許多年的夢,內容與結果忽然有了那麼大的改變,究竟是代表什麼意義?一個好的開始?失業的結束?尤或那一拳的因果回報了?無論如何,我樂於接受這樣的轉變。誰不喜歡脫困的感覺?問題是,下次的夢會重復那一個版本?
虛擬的 50-50
上週
紐約時報的 Week in Review(2004/06/13) 有一篇報導,
A Nation Divided? Who Says?(分裂的國民?誰說的?),除了顏色需要調整之外(比如說,紅改成綠),內容是那麼的熟悉:
針對 2000 美國的國家選舉,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的
調查顯示註冊選民把藍紅黨派定位在末端的意識形態光譜。可是,同樣的民調,當問到自身的政治見解,有佔多數的自認是溫和的中間選民。
學術界認為是黨派政客變得心胸狹窄和分化,並不是選民。「我們還很偉大,是黨派變低微了。」一個州在總統大選投藍或投紅並不代表這是永久性的。六個深藍的州全都有共和黨的州長。大部分的選民是溫和主義者,樂意的投給任何一黨。可惜這樣的機會是罕見的,原因是溫和主義者近年來已很難被提名候選人。
調查結果顯示,佔多數的藍營或紅營的支持者不希望獨黨控制白宮和國會。各方面的人口區割統計:種族、年齡、教育、地區、宗教等等,群組的隔閡在過去三十年可說是固定或畏縮的。類似這樣的認同也延伸到同志的爭點。
竟然有那麼寬容的民眾,為什麼政客反而是憤怒的?學術界的解答是:為了選舉。
持有爭議性問題的候選人,如反對墮胎合法化的或手槍控管,選輸了並不會失去工作,反而有助於政治募款。現任的民意代表唯一的威脅是來自以黨內,迫使他們吸引那些在候選人選拔會佔據優勢的黨派選民。結果是黨派的意識形態變得更強烈,溫和主義民意代表也相對的減少。選民也跟進的選邊站。
看來這二三十年來進行兩極化的是黨派,不是選民。社會在選舉期間的分裂狀態只是純粹反應黨派之間為選舉的操縱。也就是說,退化的是黨派而不是選民。為什麼?倒底這些民意代表是代表什麼?什麼時候選舉變得那麼的無奈,那麼的可悲,當選舉的唯一目的是個人的勝利,不惜任何的代價,包括誤導被代表的選民?什麼時候開始,選舉變成那麼的幼稚,單純色彩的辨別,選擇光譜的盡頭?更令人驚異的是,這樣的活動還得讓政客來幫我們做決定。
沒重點的拍攝
為了簽證問題回家了一趟,後來也因同一個問題到了吉隆坡。隨意的拍了一些景照。沒什麼重點,只是閒著無聊的產物。朋友常取笑我的攝影「作品」,因為找不到重點。沒有嗎?看看照片,的確不見我在拍時候的概念。攝影真的不是件光按的事。就算是數位相機也無法改變缺乏重點的事實。不管如何,我在看我「作品」的時候,腦袋總是逗留在當時的概念,畫面通常已變模糊了。
隨意的
馬來西亞 2004